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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教授是穷人阶层。那么在旧中国，教授属于什么阶层呢？是不是他们应该是很穷的人亦即年收入在1—3万之间，或者非常穷的穷人亦即年收入在5千—1万之间呢？带着这种困惑，张生博士翻起了旧中国文人的工资收入单。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吓一跳。对鲁迅的研究到现在，文献资料可谓浩如烟海，但几十年来没有人注意到他的经济状况。《鲁迅全集》最后两大卷是《鲁迅日记》，７００多页的《鲁迅日记》中总共有几千处是记录他的经济收入的。从１９１２年鲁迅到北京教育部任职，一直到１９３６年去世，２４年中日记的主要内容就是记录收入情况。鲁迅的收入分为固定薪水、讲课费和稿费三部分，其中他的固定薪水每月可拿３００大洋。那时候，一个北京市民每月的基本生活费是两三个大洋，买些柴、米、油、盐、肉之类的东西。当时一个大洋，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七八十到１００多元人民币。按最低价折合，鲁迅的月工资也有2.4万，相当于现在张生博士月工资的7倍多。而且，经常有学校请鲁迅去讲课，最多的时候，他曾在８所学校兼课。即使后来不在教育部共事，当时主管教育部的蔡元培依然每月给鲁迅开300大洋的薪水。截至到去世，鲁迅总共收入１２万多银元，约合今天人民币４８０万元。由此看来，鲁迅在当时的文化界是百万富豪，这些收入充分保障了他在北京和上海各买一套房子，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地坚持写作，思考中国病态社会的劣根性。这种殷实的收入，也使鲁迅能够购买大量的图书。从１９１２年５月初（鲁迅３１岁）到北京教育部工作，至１９３６年１０月（鲁迅５５岁）在上海病逝，这２４个年头中，鲁迅平均收入的１１．１％专门用来购置图书。共耗资１．３万多银元用来购置图书１万多册（幅），价值约合今天人民币５２万元；也就是说，平均每年耗资５００多银元（约合今人民币２万多元）专门用来买书。鲁迅一生购书费用约合今天人民币５２万元——这还是一个较为保守的数字，有些经济学家提供的数值比这更高。纵观《鲁迅日记》２４年的书账，详细记载了他平生购置并保藏的９６００多册书籍和６９００多张古文物拓片，共１．６５万件图书。
上世纪２０年代初，北大的“专任教授”月薪分三级：最高２８０银元（大洋），约合今天人民币１．２万元；次高２６０银元；最低的教授月薪２４０银元，约合今天人民币１万元。 “讲师”并非专任，不领固定的月薪，而是在北大讲堂兼任讲座，按授课钟点每小时５元计算，如果每周８～１０小时，收入也可达每月１６０～２００银元，约合今天人民币６０００～８０００元。第三类学者资历浅，收入起点较低，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担任助教者，不授课，只在系里担任指定的助理工作，月薪５０～１００银元，约合今天人民币２０００～４０００元。１９２７年６月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２０条及《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教授一级月俸国币５００元，约合今天人民币１．７万元；副教授一级月俸３４０元，约合今天人民币１．２万元；讲师一级月俸２６０元，约合今天人民币９０００元；助教一级月俸１８０元，约合今天人民币６０００多元。这比５年前大为增长，但物价仍保持稳定，所以学者们待遇更高了。20世纪30年代，梅贻琦校长执掌清华大学。当时的清华大学教授的收入为300至400大洋，最高可达500大洋，同时每位教授还可以有一幢新住宅。讲师的工资为120至200大洋；助教为80至140大洋；一般职员30至100大洋；工人9至25大洋。我们可以发现各个级别之间的差距，教授的收入是一般工人的20倍。国立清华大学免费给大学教授提供住宅。１９３３年春，清华西院住有闻一多、顾毓秀、周培源、雷海宗、吴有训、杨武之（杨振宁之父）等近５０家教授。闻一多所住４６号“匡斋”是中式建筑，共有１４间房屋。到了１９３５年年初，闻一多、俞平伯、吴有训、周培源、陈岱孙等教授又迁入清华新南院，这是３０栋新盖的西式砖房，每人一栋。条件更好，有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电话、热水一应俱全。
鲁迅的死对头顾颉刚１９３５年４２岁时担任北平研究院史学主任研究员，月薪４００元；仍兼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领取半薪１６０元。月收入共５６０元，约合今天人民币２万元。加上他著述和编辑所得，年收入超过国币一万元，合今天人民币３０万～４０万元。1917年6月，年仅26岁的胡适，应聘就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月薪 260银圆，相当于今人民币一万多元。所以，10月25日胡适写信给母亲时兴奋地说：“适在此上月所得薪俸为260圆，本月加至280圆，此为教授最高级之薪俸。适初入大学便得此数，不为不多矣。他日能兼任他处之事，所得或尚可增加。即仅有此数亦尽够养吾兄弟全家。及此吾家分而再合，更成一家，岂非大好事乎! （《胡适书信集》）上册，第106页，111～1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到了1918年三月，工作了2年的胡适就开始考虑在北京购置房子了。胡适在北京大学的经济生活，比他在美国的日子优越得多。他很满意，从此安心于学术，继续为新文化事业奋斗，有了可靠的经济基础。１９３１年胡适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月薪６００元。
共产党的创伤人李大钊生前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是教授级，一开始工资为120元银大洋，后来到180元。同时兼任五所大学的教授。据不完全统计，李大钊的月收入（工资、兼课费、稿费等）平均在300块（银大洋）左右。他的个人收入在当时是较高的。然而，李大钊没有盖一间房，没买一垄地。不仅如此，大钊同志的夫人常常因为没米下锅而发愁。对此，北大校长蔡元培发现这一情况后，对会计有这样的嘱托：“每月发薪时要扣除李先生的一部分，亲自交给李夫人，以免做无米之炊。”那么钱都做什么用了呢？他把三分之二的钱用在了革命事业上，剩下的三分之一也不完全用于家庭生活，其中还拿出一部分给贫困的学生、有困难的同志。如北大哲学系学生刘仁静，因家中学宿费没有寄到，他很着急。李大钊同志知道后就给会计写了担保书，并替他把钱交上。李大钊的感人之处是把自己高额的收入用于革命事业了。共产党的另一个创始人陈独秀也是北大教授，工资300大洋，也是教授中的高工资。有了这高资，陈独秀能够优越地生活，成为“新青年”运动的领军人物。不过，有了这高工资，也使得陈独秀的生活极不检点。他在北京大学做教授并领导“新文化”运动期间，经常出入北京“红灯区”八大胡同进行嫖妓。因与另一个嫖客争风吃醋，陈独秀抓伤了一个妓女的下部，被北京当时一报纸作为花边新闻刊登出来。北大校长蔡元培恰恰是一个注重道德教育的学者。看到陈独秀的道德不良后，连夜召开北大教授联席会议，决定解聘陈独秀。自此以后，陈独秀离开北京大学，到上海发展。于是在当时的中国出现了“南陈(独秀）北李（大钊）”的局面，陈独秀与李大钊一起成为中共早期的创始人和领导人。
相比之下，当下的中国大学教授的工资可就差远了。不但张生博士所在的重点大学工资低，就是中国最顶尖的北京大学，也就是鲁迅和胡适几十年前曾悠闲生活过的地方，教授们的待遇也不怎么样。北京大学副教授阿忆哭穷的事件，由此可见一般。阿忆叫周忆军，2005年调入北京大学，任该校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2006年9月作为大学教授的阿忆，在自己的博客里抱怨学校工资收入太低，他干脆将自己的月收入工资单公布，同时算了一笔每月支出的帐，结果是入不敷出。阿忆在北大每月工资平均算下来为4786元人民币，一年总收入也就5万来元，属于穷人的行列。除去每个月要支出的“必花钱”，阿忆的工资积蓄是负数，即入不敷出。北大中文系副教授孔庆东在自己的博客里证实“我的基本收入跟阿忆差不多，他（阿忆）的那张工资单绝对真实，但是我们中文系还有许多年轻老师的收入连这个都达不到，有的每月只有2000元左右。”孔庆东教授以下的话更让人反思：“ 关于北大教师收入之低、待遇之差，本来是几十年间‘从来如此的’。我的导师一辈，有多少轰动国际的著作是在床板上写出来的，到了我这一辈，还有的博士论文是在缝纫机上写出来的。”这似乎是中国内地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的悲剧。这毕竟还是堂堂的北大呢！其它院校教师经济状况可想而知了，看来中国当下的大学教授都是属于穷人了。
有的博友看到这里可能就要反驳了，你张生穷是因为你没有本事。好多大学教授在外面兼职，收入不菲呢。易中天和于丹在中央《百家讲坛》讲三国和《论语》，赚了几百万；北大和清华两大学管理学院的教授外出走穴讲课，一次出场费都上万；某些理工科的大腕教授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动辄上千万，其中10%归自己所有，那数目都了不得；好多英语教师在新东方上课，每节课也300多元，他们不是很富有么？说得也是。当下中国大学教授的贫穷逼得一些脑子活的人去挖空心思挣钱，俨然失去了师者的尊严。易中天和于丹继承了民间说书人的衣钵，搞起了学术快餐店，把古人的文化精华烹饪成现代的学术快餐，赚够了那些处于文化饥渴期的80后和90后两代人的钱。当下中国大学教授申请国家科题的终极原因不是为了探索未知的科学奥秘，而是借机敛财。一个10万元就能解决的课题非得报成100万，用堂而皇之的理由把纳税人的钱转到自己的腰包，沦落为“项目老板”和“学术棍子”。待遇的低下也使大量的高校教师沦落为知识的妓女。像清华、北大管理学院的教授上课，出场费动辄上万，他们属于高等妓女；在新东方上课的教授是中等妓女，新东方是中国当下最大的知识妓女院，俞敏洪是老鸨；在其他民办机构游击上课的教授，每节课酬不足百元，他们是暗娼或下层妓女。像妓女利用自己下边的vagina 一次又一次地接待嫖客一样，大学教授们面对各种各样的学生嫖客，一遍又一遍地利用自己上边的“mouth”来兜售自己的那点学识。为了吸引住那些挑剔的学生嫖客，教授们不惜搔首弄姿、象玩猴子似的上窜下跳，来博取学生嫖客的欢心。
我们的国家把大学教授降到穷人的阶层是非常英明的，是总结了中外历史上的教训才这样做的。以大学教授为代表的昔日的知识分子，是一个高傲的、总爱批判当局、总爱思考国家未来出路的阶层。马克思和恩格斯比一般工人阶级有钱，这使得他们能够悠闲地生活，大量地看书，严肃地思考世界人民的命运，于是创造出推翻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李大钊、陈独秀、鲁迅和胡适教授的工资高，这使他们比当时中国普通老百姓和政府职员的生活优裕得多，从而能使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探讨中国革命和文化之命运。李大钊和陈独秀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鲁迅和胡适则成了中国文化的主将。我们当下的中国是最完美的社会，我们的党是最英明的党，容不得吃饱喝足的知识分子进行挑剔。因此，在建国后的日子里，必须对知识分子进行灵魂和肉体的改造，打断他们批判当局的毛病。在新的时代里，必须让他们处于穷人的阶层，整天为柴米油盐犯愁，而没有时间和精力顾及对社会的思考和批判。只有这样，党和政府才能高枕无忧。
2008年7月17日
转引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fda23b10100a9q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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